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强调，要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以一市一域的安全稳定夯实全省全域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2020年以来，广州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为契机，全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十四五”期间乃至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广州要进一步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筑牢超大城市持续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
强化党建引领的实效性，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效能
加强党的领导，突出党建引领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主线。近年来，广州将党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不断深化党组织网络与社会治理网格“双网融合”，实现“支部建在网格上”，切实将党的领导延伸至经济联社、项目工地、商务楼宇、商圈市场和工业园区等基层单元。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在职党员下沉居住区所在社区，组建党员服务队和党员突击队参与各类服务，实现了“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的良好效果。
在市域空间，要把党的领导作为功能强大的核心驱动器，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的实效性。首先，要以党建引领为纽带，通过创新各种类型的激励措施统筹企业、社区、市民的主体责任，加快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其次，要强化党建引领在特定领域、特定环节的关键作用，包括整合横向资源、调节尖锐矛盾、动员社会力量、纠正治理偏差等。再次，要提升党建引领的为民服务功能，把服务市民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推动党建引领发挥资源配给和生活服务的功能，实实在在地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从而提升党建引领的社会认同度。
扩大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支撑力量
提升社会参与度，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必须依赖的支撑力量。近年来，广州涌现了“秀全大妈”“靠埔青年”“荔湾如意平安骑队”等具有特色的群防共治队伍，展现了具有广州本土特色的新时代协同治理力量。同时，在城市治理的特定领域（如河涌治理），各类社会力量也深度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牢固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当前，参与协同治理的各类主体的能动性尚未被充分激发。特别是涉及到各自利益分歧时很难形成合力，甚至导致“本位主义”蔓延。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基层事务上缺乏连带性的共同利益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注重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施更具约束力的政策措施以调动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要在各类公共事务中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的权责关系，并建立成本收益公平合理的分担分配机制。
保持基层自治的活跃性，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
基层社区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也是承接各类资源下沉、向群众提供精准有效服务的基本单元。除居委会外，基层社会治理空间需要激发更多有组织的自治力量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广州不少地区，热心社区事务、具有公共精神的居民以“自组织”形式主动参与各类“微项目”，有效推动了诸如旧楼加装电梯、社区微改造等社区公共事务的顺利完成。这种“自组织”形式是创新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载体。
创新基层群众自治不仅需要居民“自组织”，也需要基层政府采取相对灵活和柔性的方式引导基层社区群众实现“再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引导社区居民以不同形式参与矛盾调解、邻里互助、治安维护等公共事务，保障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要引导外来人口形成自治组织，在党建引领的前提下成立外来人口自治组织，既是缓解政府治理压力的需要，也有利于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加快推进社会融合。
深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性，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水平
当前，基于大数据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已成为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显著趋势。一方面，依托科技手段可提高对城市人口、建筑、设施等关键信息的认知程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便捷的信息传导提升服务管理流程效率，有助于尽可能节约人力沟通成本、减少资源供给偏差。
面对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具体目标，既要从基础设施方面入手，积极推进市域信息基础设施联通、网络畅通、平台贯通、数据融通；又要从政府角度考虑，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还要从服务群众的角度思考，提高运用信息技术服务群众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问题。综合来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最根本的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创新，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