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趋势，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治理重管控轻治理、重政府轻社会、重大概轻细节等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多位受访专家给出的方法是：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既加强顶层设计又注重基层实践，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孙宽平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矛盾集中在基层，矛盾涉及的主要是改革中失利的人群和社会弱势人群，后者的反应更为强烈。

　　“建议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完善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优化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宣泄的制度化机制，运用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完善信息汇集分析和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决策前的情况了解，制定过程的反馈修正机制。”孙宽平说。

　　“从治理层次看，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基层社区是生产、生活、交往的主要场所，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多发地，也是各方面治理力量的所在地。”江苏警官学院治安管理系副教授高新分析说，部分基层地区存在社区认同感不强、自治意识偏弱，群防群治组织防控的整体性、协调性不高等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不够及时有效。而在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队伍建设方面，大量非警务活动长期过度占用本已超负荷运转的有限警力资源，加之执法外部环境不佳、执法权威性不足与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不严格、不公正、过度执法、粗暴执法等执法素质不高并存，个别地方对办案、管理、服务，对抓大案、破小案与控发案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准、用力失衡，制约着社会治理成效的充分发挥。

　　“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高新建议，将社区及社会组织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加强和规范基层政务平台建设，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社会矛盾一定是产生于某种形式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指分配不公平。”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林鸿潮研究中发现，传统思维更多关注的是利益分配，其实财产、机会、资源等分配不公平也会导致社会矛盾出现。而在“风险社会”的概念体系下，风险负担的分配是否公平，亦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问题。因此，政府层面也应加强对于风险负担分配引发社会矛盾的关注。